2023年12月23日，冬至次日，上海遭受“断崖式降温”。复旦前史学系的十几名同学在戴海斌教授带领下，溯江而上，在东方巨港、长江锁钥——江阴阅历了一段风趣的旅程。
择定江阴作为本次查询之意图地，机缘在于注册不久的沪宁沿江高铁。沪宁沿江高铁原名“南沿江高铁”，于2018年10月发动建造，2023年9月28日正式注册运营，西起南京纽带南京南站，经句容、金坛、武进、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在太仓接入沪苏通地铁，进入上海纽带。该线路是对沪、宁间高铁布局的要害弥补，为继沪宁城际、京沪高铁沪宁段后，沪宁间第三条高铁，使以往归于“高铁盲区”的数个苏南县级市迈入“高铁年代”，串联起一条高铁“黄金通道”。跟着沪宁沿江高铁的注册，江阴得以向西50分钟直抵南京，向东1小时左右抵达上海虹桥，联动沪宁两城（《“帽子戏法”：沪宁间第三条高铁沪宁沿江高铁注册运营》，汹涌新闻，2023年9月28日）。
乘此便当，咱们一行人乘坐高铁前往江阴，开端了两天的游学查询。所经道路及查询地址详细列下：
12月23日：上海——江阴站（站前徐霞客雕像）——曹颖甫新居——江苏学政文明旅游区、中山公园——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原址——适园——南菁书院原址——江阴文庙——刘氏兄弟新居——兴国园
12月24日：江阴市革新烈士留念馆、渡江战役留念馆——江阴要塞森林公园、黄山炮台、江阴大桥——鹅鼻嘴公园——江阴市博物馆。
查询过程中，史事、人物与景色，映入耳目，联翩不停，给咱们带来了巨大的信息量与剧烈的冲击感。此篇纪行，测验将沿途所见、所闻与所思，略加收拾，存以备忘。
“江尾海头”与千年要塞：长江对江阴的刻画
在适当长的时期内，论及乡谊，毗陵（常州）是江阴重要的文明认同。这种认同感也体现在饮食方面：在江阴品味小笼包与开洋馄饨时，我拍照了几张美食图片发布至朋友圈，其间一张相片是商家的招牌：“真实无锡味·小笼馒头十台甫店、三鲜馄饨十台甫店”。有同学在议论区留言：“江阴是江阴的，不是无锡的。”开端看到这条议论，还不解其意，了解江阴的政区沿革后，方明其含义。
江阴，简称“澄”，旧称“暨阳”、“澄江”。春秋战国时期为延陵季子和春申君黄歇封地，故有“延陵旧封”、“春申故地”之称。秦汉时期此地尚分属会稽郡与吴郡，其建置始于晋太康二年（281年）设暨阳县，南朝梁绍泰元年（555年）废县置郡，因地处“大江之阴”（山之北水之南为阴），遂称江阴郡，后称江阴国。隋灭陈，废江阴国入姑苏。隋唐两代置江阴县，属江南东道。尔后江阴建置数经改变，置废分合无常。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改江阴路为江阴州，属常州路。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占领吴王张士诚辖区江阴，降江阴州为江阴县，康复江阴县建置，属常州府。从广泛含义而言，江阴自此成为常州府辖地，直至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存县，江阴县从属江苏都督府，状况方有所不同。而江阴成为无锡部属县/市，则是1983年的作业。
1895年《江苏全省舆图》“江阴县”
“真实无锡味”
长江汤汤，自西而东，六千余公里，浩荡奔腾。“江尾海头”处，江阴因居于“大江之阴”得名。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万里长江泽被不行胜数的沿江城市，独独江阴以代表长江之南而得名，可见其独特性。长江奔腾至此，因遭到黄山基岩的约束，河道忽然收窄，宽度仅为1100余米，然后又似喇叭打开，至南通段敏捷扩张至18公里。由是，江阴凭仗绝胜的地舆局势，见义勇为地成了“长江咽喉”。
从区位而言，江阴与西边的常州市、南边的无锡市区构成了“鼎足之势”之势；一起，以长江为界，江阴与泰州靖江成为一座跨江双子城，江阴的黄山与靖江的沙洲孤山，则是此处的咽喉要塞。清人言君山与圌山为长江两要隘、江阴鹅鼻嘴为天险。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载：“扬子江口外有君山、圌山两重门户，江阴鹅鼻嘴，即君山之麓也，斗入江中，与对江之刘文沙相距四五里”；“福山口内，惟君山（鹅鼻嘴）、圌山二处，可设炮以守长江”。
百度地图“江阴市”
江阴黄山刺进江心，与长江对岸最狭处仅1.5公里，沿江深水岸线长达35公里，是由海入江之咽喉、南北交通之要道。自古就是军事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成为自吴淞口溯江而上的第二江防要地。如南宋时期岳飞、韩世忠于此驻军屯兵；抗日战争时期，打开了环绕江阴要塞重复抢夺的江阴保卫战。解放战争时期，江阴也成为渡江战役的一个要害点位。
江阴渡江战役留念馆
大小不一的炮台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炮台群，自西向东散布于江阴黄山山脉的山头。黄山炮台原址现存两处明清三合土炮台遗址、清末两江总督张之洞督建的三座混凝土炮台与民国时期十二座钢筋混凝土炮台，别的有三座弹药库、一座查询所、三座机枪掩体。黄山炮台因其规划之大、保存之无缺、构筑年代之早及沿袭年代之长，是现在全国现存炮台遗址罕见之例。
黄山炮台原址
从前，作为长江入海口的江阴，被人们视为万里长江之结尾与东海的起点，故称江阴为“江尾海头”。约在晋朝，长江威胁的泥沙逐步将入海口东移，沙洲堆积，逐步显露水面。由是，今天咱们所熟知的江南水乡的故事缓缓打开。
在江阴鹅鼻嘴公园（因其山形如同伸头入江饮水之鹅而得名）立有一石碑，上刻“江尾海头”四字。且此处江岸山崖极端峻峭，沿石梯下到底部江边，复向上看山体斜度，则可明晰为何清人视其为天险。溯江而行，对岸靖江明晰可见。
不远处的江阴长江大桥飞跨南北，气势雄伟
旅游江阴鹅鼻嘴公园
“江尾海头”石碑
江阴长江大桥
与无锡市区依太湖而建不同，江阴是一座沿江城市。布满在江阴987平方公里土地上的550条河流，如经络一般，衔接起太湖北岸的无锡市区与长江之南的江阴，将长江来往商贸的富贵连绵不断传递给江南这片土地。江阴港是长江航线上罕见的天然良港。2022年江阴港逾越南通、南京与镇江三港，凭仗3.5亿吨的货运吞吐量，成为仅次于姑苏与泰州的长江第三港口。一如王安石所言，“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江阴联运江海，成为了长江与太湖之间见义勇为的经济纽带。（《“我国第二县”，到底有多猛？》，微信大众号“地道景物”，2023年3月6日）
江阴港
“海外珠犀常入市，人世鱼蟹不管钱。”（王安石《予求守江阴未得酬昌叔忆阴见及之作》）长江不只带给江阴作为河海港口、区域贸易中心的昌盛殷实，还将活色生香的江鲜带给这片土地。坐落“江尾海头”的江阴，“鱼虾接海随时足”（王令《忆江阴呈介甫》），出产最为鲜美的“长江三鲜”（刀鱼、河豚、鲥鱼）。
此行咱们走运得尝江、河、湖馈赠给江阴的甘旨。不管是柔糯回甜、油润肥嫩的河鳗仍是鲜香诱人、丰盈鲜甜的小笼包，江南的物资富饶如同都汇聚在餐桌上与唇齿间。
江阴文脉寻访记：学政衙署、南菁书院与江阴文庙
史称“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的江阴，文脉连绵悠长，素有“衣冠文物之邦，东南人文之薮”的美誉，其境内文物古迹很多。咱们一行人首要观赏了江苏学政衙署遗址。
作为“文章司命、风教总持”之地，江苏学政衙署遗址为明清时期江苏最高教育行政官员江苏学政驻节江阴的官署遗址。与大多数设在省会的学政衙门不同，江苏学政衙门设于江阴。自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南直隶督学察院分设苏松学政移驻江阴，雍正三年（1725年）江苏学政专驻江阴，其三年一任，担任选拔选取江宁、淮安、扬州、徐州、姑苏、松江、常州、镇江八府与通州、海州、太仓三州之才。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科举制度废弃，改学政为提学使，江苏提学使方改驻姑苏。292年里合计124任113位学政视学于此。江苏学政衙门设于江阴的原因首要与其地舆位置有关，江阴处于苏南各府、州的中心地带，又是衔接苏北内地的纽带，便于学政出巡，正如张文虎《南菁书院记》所称“江阴踞江苏各州府县适中之地，督学使者驻节于此”。
自初建督学察院起，已有适当规划的学院建置，崇祯《江阴县志》称其“宏敞绚丽，为江南官署之冠”。在科举制度废弃后，学政衙署被改为它用，建筑渐废，仅存5间仪门，还有《重修江阴县督学察院记》等3通碑记、乾隆手书御碑一通、原墨华榭碑廊嵌砌的学政唱和诗碑铭27通与考棚青石质几十余副。
现在江苏学政文明旅游区由江苏学政衙署遗址改建而来，衙署后花园（原名“万春园”、又曾名“清机园”“季园”“寄园”）改名“中山公园”并入其间。
中山公园“孙中山先生留念塔”，1912年孙中山莅澄（即江阴）查询演讲词：“叫全国的文明从江阴建议”
咱们在此处见到了两方碑记。其一为署“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冬月”的《增修江阴考棚记》，落款二人为“提学使者寿阳祁寯藻撰”、“摄知县事新城陈延恩书”，祁寯藻于两三年后即以军机大臣身份入直，陈延恩之兄陈孚恩此刻已为军机处工头章京，这今后也成为军机大臣。
《增修江阴考棚记》
其二为署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瞿鸿禨所作一方碑记，载1885年王先谦任学政时，修正学政衙署后花园，得《寄园八咏》石碑一方，但因石不全，不知道其作者（其文集以为是陈延恩所作）；1900年瞿鸿禨作江苏学政的第三年，正好从园子里挖出来另一半，确认了碑铭书法为陈延恩所书，但诗文作者则是其叔父陈希曾。所以他生发“命有定数”的慨叹，作此碑记：
使署西园为明参政季公故业，而因以寄名园者也。咸同间燬于兵燹，至光绪十一年（1885），吾乡王益吾祭酒（王先谦）来视学，始修正之，裒明以来诗记诸石，翼之以廊，颜曰墨华榭。其一石为《寄园八咏》，不辨何人所题，文亦不完，盖二石而阙其一。予意其时石刻必尚有埋没未出者，为欣然久之。越三年（按此非指前“光绪十一年”后三年，而是指瞿氏任学政的第三年，即1900年），于园之西发土得石，亟洗读之，果即前石之一，诗为江右陈公希曾作，其从子江阴令延恩书，而寿阳相国祁文端公（按：祁寯藻）跋这今后。其时为道光庚子，今兹岁适在庚子。乱平且四十年（指和平天国停息至1900年），迟之又久而复合，岂非物之显晦有时，若或前定者欤？……光绪二十六年春提学使者善化瞿鸿禨记，妻傅幼琼书。（按录文亦见《暨阳之光——江阴博物馆文集》，我国社会出书社2004年版，第370页，惟句读有误。其间有一处的确较难句读，此处仅备一说。）
寄园碑铭
寄园
学政衙署遗址塑有张廷璐、夏同善、王先谦等曾任江苏学政等人物雕像，并于展览板上罗列历任学政名字、字号、原籍、身世与任职时刻等信息。
江苏学政节署仪门
午饭后，咱们一行人又前往南菁书院原址，现在已是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试验学校。南菁书院系光绪八年（1882年）由江苏学政黄体芳在时任两江总督左宗棠的支持下创立，“江阴在江苏四方中，而书院附于学政”。为此左宗棠还奏拨长江水师京口营游击、协镇两署故址并请“于库存淮北票费项下提银二万两，解由学臣饬交江阴县，发商生息，以为每年膏火之资”作为书院院址和兴办经费。（左宗棠：《江阴创立南菁书院动拨盐票项下银两片》，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南菁书院原址
左宗棠像
书院完工后，黄体芳题名为“南菁书院”，取朱熹《子游祠堂记》中“南边之学，得其菁华”之义，又得左宗棠题写“讲堂”匾额。据《创立南菁书院钱款出入事项晓示碑》可知，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湖北巡抚等封疆大吏对此均有赞助。黄体芳卸职江苏学政后，继任学政王先谦，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兴办南菁印书局，刻印《皇清经解续编》等书本。先后受聘担任南菁书院院长的有张文虎、黄以周、缪荃孙、林顾山、华世芳、王亦曾、陈昌绅、丁立钧等学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时任江苏学政瞿鸿禨将南菁书院改为书院。在历经更迭后，现改为“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试验学校”。
南菁书院兴办后，在很多书院中后发先至，成为清季民初的人才渊薮。书院书院时期进士即有31人之多，如唐文治、张一麐、曹元弼等。其闻名校友还包含蒋维乔、孟森等人。
南菁书院创始人黄体芳塑像
左宗棠题联
《创立南菁书院钱款出入事项晓示碑》
唐文治、蒋维乔题字
南菁书院原址文保碑
随后，咱们前往江阴文庙。江阴文庙始建于宋初，为留念和祭祀孔子的祠庙，昔时儒学教官衙署地点。历代对江阴文庙有过六十余次扩建整修，现存建筑系清同治六年（1867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模仿山东曲阜孔庙风格建筑，为江阴现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苏南区域规划最大的文庙、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咱们在江阴文庙还见到了几块有关明清江阴社会经济的碑铭，一起识读，收成颇多。
江阴文庙大成殿
江阴文庙碑铭
“文学革新”之外：刘半农与近代史学
自江阴文庙而出，步行二百余米，即可走到刘氏兄弟新居。刘氏兄弟新居是被誉为“刘氏三杰”——“五四新文明运动前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民族音乐家、现代二胡学派的奠基人刘天华；民族音乐家、作曲家刘北茂三兄弟青少年时期的居所。
刘氏兄弟新居由三兄弟的曾祖父刘荣建于清末。新居保留了老井、晒酱台、石鼓墩、竹园等遗址，恢复了刘氏兄弟少时日子的场景。咱们在观赏刘氏兄弟新居时还注意到，公民中路到了刘氏新居门前分红南北两条单行道，然后构成一个绿岛，这在名人新居中比较罕见。
刘氏兄弟新居文保碑
新居内部
新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凝聚着三兄弟的乡愁与回想。刘半农对故土的竹园回忆犹新。1917年，刘半农初至北大任教，在《听雨》一诗中写下自己的思归之情：“我到北地已半年，深夜醒来一宵雨，若移此雨到江南，故园新笋添几何。”后院的老井是当年刘家饮用和浆洗之源，也是三兄弟儿经常游玩的当地，刘半农更是喜爱看井，对着井水做鬼脸，看映在水中的蓝天与万千改变的白云，母亲忧虑他跌入井中，经常叫他，这样的景象刻印在刘半农心中，难以忘却。1923年刘半农在欧洲留学时，思乡情切，写诗记之：“阿彭快来，你又在看井了！这是母亲的声响。清楚是眼前的事，可已曩昔二十五年了。”站在新居院墙内的咱们，昂首望见了一弯明月，更有“今时明月照古人”之感。
从刘氏兄弟新居的后院昂首望月
除新居外，刘氏三兄弟的遗物保藏于江阴博物馆，包含刘半农日记手迹、刘半农与友人来往函札、题赠绘画与刘天华作曲手稿、刘天华与刘北茂兄弟使用过的乐器等。
《刘半农奉答王敬轩先生》（摄于江阴博物馆）
在博物馆观赏时，咱们注意到，刘半农曾于近代史料的搜集、收拾作业多有奉献。以往咱们熟知刘半农在文学领域有很大的奉献，但不甚了解他与近代史学开展之间的联系，现场谈论剧烈。游学查询完毕后，我查询相关文献，对这一问题测验一个简略的收拾。
刘半农早年因日子清贫，以演剧、卖文与从戎为业。在“五四”前后，通过与周作人、钱玄同等《新青年》同人的互动，尽力涤除自身的“洋场文人气”，完成了“从鸳鸯蝴蝶派作家到文学革新的健将”之身份转化。相同，相关于刘半农作为“新文学”树立过程中带有“原点”性质的重要人物之一与我国试验语音学的开创者的人物与位置，（夏寅、王风：《刘半农文献收拾与学术研讨述要》）其与近代史学开展的联系，也往往为研讨者所忽视。打破分科治学与既有思路的约束，重审刘半农在“文学革新”之外的面相，也为咱们了解其人其学供给了更多的视角。
“五四”落潮后，刘半农与《新青年》阵营诸人在精力气质、思维轨道与知识布景等方面的差异暴显露来。这今后，刘半农挑选赴欧留学。（袁一丹：《“羞耻的门”：“五四”前后刘半农的自我改造》）
1920年3月刘半农抵达英国后，先到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试验语音学，日子境况较为困难。次年，刘氏赴法国，于巴黎大学及法兰西学院专研语音学。因政局动乱，国内的公费留学赞助忽然间断。刘半农只能依托卖文来保持一家人的日常生计。据刘半农之女刘小蕙回想，刘半农尽管把首要精力都放在学业和博士学位上面，在严重的作业学习之余，还必须腾出一部分时刻和精力，静心写作和翻译著作，成文今后寄到国内去宣布，用取得的一些稿酬来补助家用。
刘半农在法国巴黎抄写并出书的《敦煌掇琐》（摄于江阴博物馆）
在这一时期，“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的瑰宝，成了他最好的精力食粮”。在这里刘半农引领了域外和平天国文献搜集的习尚之先。和平天国被打压后，清廷将之视作“逆贼”“强盗”“粤匪”“发逆”，其档案文献资料简直被消灭殆尽。故尔后四十年间，“没有人认真地议论、研讨他们”。直至清末民初，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新将其思维根由追溯到元明革新与和平天国，使用这一“最佳前史资源”进行反满宣扬。（刘浦江：《和平天国史观的前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杂乱纠葛》）但彼时学界关于和平天国的研讨，则受限于史料匮乏，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端，学者们逐步从国内外开掘残存的和平天国文献。英国是海外保藏和平天国文献最丰厚的当地。刘半农就是在此搜集、收拾和平天国文献，于1926年编成《和平天国风趣文件十六种》由北新书局出书（后收入《近代我国史料丛刊》）。
刘半农在“前语”中提及搜集收拾这批史料的通过：
六年前在伦敦，见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文件，有足供和平天国史材者甚富，意欲逐个移录，归饷学人，以课业烦苦，又不多即为贫病所窘，移居巴黎，只能撮写一二风趣者而止。今于旧箧中检出，觉此残鳞断爪，弃去亦有不忍，故以付之北新主人，嘱为刊一小册子公诸同好。
《和平天国风趣文件十六种》内容包含：（1）和平条规；（2）行营规则；（3）旨准颁行诏书总目；（4）和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封面款式并造历人衔名；（5）请颁新历奏；（6）天王诏旨一；（7）天王诏旨二；（8）辛酉十一年正月分历书；（9）庚申十年正月萌牙月令；（10）忠王致护王书；（11）忠王致潮王书；（12）干王书福字碑拓碑额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至第十二句；（13）干王印；（14）俚歌一首（从天情道理书中录出）；（15）和硕亲王致戈登劄；（16）张遇春致戈登书。
刘半农《和平天国风趣文件十六种》出书后，就其史料价值，诸家多有议论。顾劼刚以为其“多为琐碎小品，史料上的价值很低。”（顾劼刚：《今世我国史学》，“和平天国新史料的发现与著录”）陈恭禄以为此书“皆琐碎小品，作为史料，它的价值并不高。”（陈恭禄：《和平天国前史论丛》）
刘半农所编录的和平天国文献，对这今后学者访求史料颇多启益。例如，1924年北京大学教授程演生在巴黎东方图书馆拍摄抄写和平天国印书，并于同年由北京大学出书部出书，名为《和平天国史料榜首集》。俞大维在刘半农与程演生二人所编文献基础上在德国普鲁士图书馆摄照和平天国印书九种，多出《天条书》、《三字经》和《幼学书》三种。1932年萧一山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访得很多和平天国文献，1936年由南京国立编译馆出书所编《和平天国丛书榜首集》十册，影印和平天国印书共二十一部。朱希祖在序文中称誉萧一山此书“成果比程（演生）、刘（半农）二君更弘大也。”1934年王重民赴巴黎国立图书馆收拾敦煌残卷，“公余之暇，辄抽绎所藏汉籍，得窥和平天国所刻书十四种（按：重一种，实为十三种），为刘半农、程演生二先生所未见（按：其时萧一山书没有面世），亟取而读之”。（王庆成：《和平天国的文献和前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讨》）
尽管论者多以为此书多为“琐碎小品”，但在其时对学界也并非毫无影响。1930年代，萧一山与陈恭禄环绕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下卷，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打开了一场“长年累月、反常剧烈的‘文字战’”。在和平天国的“天历”问题上，陈恭禄采信刘半农《和平天国风趣文件十六种》录入的和平天国颁行诏书总目中的“颁行历书”，且“其文抄自外国图书馆，自极可信”。因“同一诏旨，同一实际，同一文字，而两边计算成果却不一”，故陈恭禄置疑“作伪敌对”。而萧一山使用出国后在伦敦所见大英博物馆东方部所藏和平天国原刻历书与诏旨，证明自己没有作伪。萧一山称“天假弟以英伦之行，不然弟不能举原书为证……陈君亦可狡赖，而使此谳百年不能决，则弟终身将有圜户琅珰之忧，然后之人亦视为疑狱矣”，并批判陈恭禄“无考证知识”；“迷信外国”；“无区分真伪知识，又强者入罪”、“实诬刘君”。（戴海斌：《陈恭禄与萧一山舌战述评（三）：史事与史观篇》，汹涌新闻·上海评论，2023年9月19日，陈恭禄撰、裘陈江编校：《陈恭禄史学论文集》）
别的，尽管刘半农自己或许怀揣增广谈助的意图，实则对近代中外交通史料多有重视与收拾。在燕行文献（即明清来华朝鲜使团人员在华所见所闻著录成书的文献）中，朴趾源的《热河日记》是较早被介绍到我国大陆学界的一本。（王鑫磊：《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我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朝鲜学者朴趾源随其从兄朴明源来华贺乾隆七十大寿，此行遍游盛京、北京与热河等地。朴趾源在回国后，将其在华所见所闻，撰成合计26卷、25万字的日记——《热河日记》。（郑克晟：《读朴趾源〈热河日记〉》）
1927年刘半农致函于朝鲜汉城京城帝国大学任教的魏建功，托其代觅朴趾源所著《热河日记》，“《热河记》甚想购致一部，有好写本希为留神”；“《热河记》不用急急，总须求得精好写本，不管到手之迟速也。此外如有他种笔记，触及吾国风土俗尚者，亦望随时留神。兄欲汇刻此等小说为一丛书，甚感甚感。但卷帙甚繁，当此四海困穷之际，恐一时不易处理耳。”（刘半农致魏建功，1927年，王风、夏寅收拾：《刘半农书简汇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刘半农视《热河日记》为“小说”、“笔记”，可见更重视其间触及清朝习俗的内容，而非更为全面的史料价值。
1916年，时任上海中华书局修改的刘半农出书《乾隆英使觐见记》，译自乾隆时期来华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后人海伦·H.罗宾斯所编的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 with Extracts from His Letters, and the Narratives of His Experiences in China, as Told by Himself,1737-1806一书的第十至十二章。刘半农在为所撰序文中，将此书定位为“笔记”类史书，以为其史料价值不只记叙了“纯皇之政见起居，内庭服御之奢侈，朝臣之庸聩，有司百僚之趋跄奔波，酬应供张之烦琐，编户齐民之活计疾苦”，特别记叙了中心争议问题——中西关于“磕头”的礼仪之争，“磕头礼之争论，诸家笔记记之未备者，陈说尤详”。
1917年，上海中华书局将《乾隆英使觐见记》与《慈禧外纪》《慈禧写照记》《庚子使馆被围记》和《清室外纪》一起收入《清外史丛刊》出售。尽管刘半农在序文中必定了此书作为史料的价值，但在实践的宣扬发行中，刘半农与中华书局都将《乾隆英使觐见记》往“政变诡局”“宫闱奇闻”“外人所著”等特征倾向，以满意读者关于清宫秘史的猎奇心思，而且侧重此书刊印满意读者随时随地阅览体会以及娱乐性。（1917年《乾隆英使觐见记》广告词）此次编译出书《乾隆英使觐见记》，为马戛尔尼访华日记初次进入国内学界。刘半农对《乾隆英使觐见记》的译介，供给了有别于清廷官方文书的西人查询我国的榜首视角，协助咱们剖析马戛尔尼使团怎么知道与构建我国形象、两边交涉细节与乾隆年间我国社会生态等许多问题。（张祥权：《档案热病视角下“前史的文本”翻译研讨——以刘半农〈乾隆英使觐见记〉为例》）
《乾隆英使觐见记》版权页
刘半农还曾为近代颇具传奇色彩的名妓赛金花做过口述史访谈。19世纪30年代已过垂暮之年的赛金花蛰居于北京天桥居仁里。1933年北京《实报》记者管翼贤偶尔发现这位旧日名妓后，约请各路媒体前往采访赛金花，制造舆论，引发多方重视。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刘半农与学生商鸿逵议定为赛金花作传，特请老友郑颖孙从中穿针引线，并致金与赛氏，以便登门采访。（徐瑞岳：《刘半农研讨十题》）作为大学教授的刘半农为青楼女子作传，引起了不少谴责。而刘半农为赛金花作传主旨是很大程度上是将其作为前史人物来记叙前史，刘半农以为，“这个人（赛金花）在晚清史上同叶赫那拉可谓一朝一野相敌对了。”
刘半农日记中记载了1934年1月至2月每一次对赛金花的访谈，总计八九次。尽管刘半农为访谈赛金花作了充沛的预备，还与商鸿逵详尽谈论过体裁、编制与印象搜集等问题，但因赛金花对史事不少细节避而不谈，以及因文明水平缺乏导致的误差，令刘半农和商鸿逵颇感绝望：“赛金花的文明水平并不高，略识文字，不能执笔作书。”（商鸿逵：《〈赛金花本事〉和赛金花》）“赛的终身内幕，咱们欲想知道很难，她是决不愿全盘托出的。这只好渐渐从旁去找资料。”（商鸿逵：《曾孟朴与赛金花》）
由于访谈效果欠安，刘半农暂时将为赛金花作传一事放置，但从日记可观，仍对此事留神，如网罗赛金花相片、画像，看望赛金花等。1934年刘半农在带领学生前往内蒙查询方言途中染回归热，病逝于北平。刘半农学生商鸿逵收拾了此前访谈赛金花资料，定名为《赛金花本事》。《赛金花本事》是依据刘半农与商鸿逵关于赛金花所作的口述访谈所撰而成，能够视作赛金花的自叙传。若将其作为口述史史料，则仍需加以考证剖析。
从以上刘半农与近代史学的几例来看，确如刘半农之弟刘北茂所言，“半农先生的成果不只限于文学、语言学这两个领域。他有多方面的爱好和广博的学问，虽终年仅四十三岁，但他一生研讨作业的规模是很广的。”（刘北茂：《留念长兄半农先生》）
江阴城中的小小院子里旧日回荡着刘氏兄弟儿时的欢声笑语，也凝聚着游子离乡思亲的眷爱情长，今天新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仍在向来访的游人诉说着他们的故事，他们撰述的文章与编写的乐曲也将不朽于世。
“忠义之邦”：江阴“乙酉抗清”的前史书写
江阴作为前史上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在学使按临、士人聚集的连绵文脉之外，还充满有一段英雄忠义之气。观赏江苏学政衙署后，咱们路过一座六角形亭，名为忠邦亭。亭内悬挂“忠义之邦”四字匾额，墙壁上还嵌有“忠”“邦”两个擘窠大字，是嘉庆年间江苏学政姚文田所书的砖刻。
忠邦亭（姚文田所书原为“忠义之邦”四字，曾悬挂于南城门上。抗战时期因日寇炮击毁去“义”“之”二字，1946年8月设亭，剩下二字便移嵌于此）
江阴享有“忠义之邦”的美誉，起于明清鼎革之际的一段抗清史事。据忠邦亭下的介绍牌所述：清初乙酉（1645年），江阴士民为反抗清廷的剃发令，奋起抗击清军八十余天，殉难者不行胜计，在后世的口谈笔记中凝练为“江阴八十一日”这一代称。
咱们一行人又转至江阴要塞司令部原址，遍览馆中展板，发现抗战时期曾有名为《江阴八十一日碧血史》的著作面世，以清初旧史激起国人救亡抗敌的热心。乙酉江阴抗清已由一段详细的史事，演变为能够从不同视点征引、阐释的标志性故事。与忠邦亭介绍的内容接叙，自清初以降有关江阴抗清的前史叙事，其间义理的显隐与取舍，方针的差异甚至敌对，如同模糊可辨。
顺治初年江阴抗清因反抗之久、罹难之惨，在嘉庆时期已是清廷表扬的忠君显例。学者黄一农使用《明史》《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江阴县志》等史料，阐明清廷怎么将江阴之变抽离出满汉敌对的情境，嵌入儒家品德系统中的忠君一端（黄一农《官方与民间、史实与传说缝隙中的江阴之变（1645）》，载陈永发主编《明清帝国及其近现代转型》）。若持续将目光垂至清季以来乙酉江阴抗清的前史书写，革新派发覆此前隐而不彰的夷夏之防，而这又在抗战时期为忠于国家的阐释所替代。如此道来，这条头绪简明而明晰，与近代史的全体叙事同频共调。那么其间有没有改写的细节与消失的异调呢？
《江阴八十一日碧血史》
怀揣这一问题审阅史书，清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剃发令下，江南各府县的抗清活动遂起，江阴即属其间一例。（顾诚《南明史》；司徒琳著、李荣庆译《南明史：1644-1662》）后世回溯此际江南抗清潮流时，江阴往往受人注目，比方魏斐德以为江阴抗清在其时的江南区域非常特别，是“明代自杀式忠君思维的夸张”（魏斐德《清降服江南时期的当地观念和忠君思维：江阴悲惨剧》，载氏著、梁禾编：《叙述我国前史》）。这种认知自身或许已受成果与叙事的影响，反之又会引导咱们对彼时形式的判别。其时异乡文人对江阴抗清的定位，或与今人的观感不同。
浙江海宁人查继佐在康熙四年（1665年）著成的《鲁春秋》一书中（沈起撰、汪茂和点校《查继佐年谱》），为阐明鲁王在绍兴监国前后的周边形式，将江阴抗清归入剃发令下“浙东西、江南搢绅士民竞舞槊起”的潮流，一起记载的还有与江阴共属常州府的宜兴县。查继佐对江阴抗清的详细记载，有“江阴俗尚拳勇”“每出奇计，累捷”“城陷而复、复而陷数四”数句（查继佐《鲁春秋》，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对比记叙宜兴时集中于卢象观等反抗首领的行迹，查继佐在述及江阴抗清时增添了地域民俗与守城细节等内容，可是并没有特意推扬江阴一地的忠勇。据查继佐的自序，写作此书意在赞誉鲁监国政权的前史位置，以及为明殉节的公侯氓庶，择取人物遵从地点地域“不因鲁不载”的准则，一地声誉显着在其笔削之外（查继佐《鲁春秋》自序）。
在乙酉抗清的亲历者及后世邑人的记叙中，江阴人因抵挡清军最久而产生显着的当地骄傲感。魏斐德曾从中心与当地的纵向联系着眼，指出在乙酉江阴抗清中交织着忠君思维与当地观念。此处的“当地观念”，包含当地精英的自治倾向与乡梓情感，与指向王朝的“忠君思维”之间构成张力（魏斐德《清降服江南时期的当地观念和忠君思维：江阴悲惨剧》）。而我在清代文献中体会到的“当地骄傲感”，则是江阴绅民在与宜兴、无锡、靖江等邻县的横向比较中流露。季承禹是亲历乙酉抗清的江阴人，据他在《澄江守城纪事》中所述，当江阴人要在清军围困中度过中秋节时，有一村民作歌：
宜兴人还似一条枪。无锡人折了一股香。靖江人忙跪沙滩上。常州人不经打，既献女儿又献娘。惟我江阴人，死守七十有五日，一个没屈服。
以情面揆之，彼时江阴已被清军围困两月有余，江南诸县的抗清活动败如山倒，江阴处于垂而将败之际，城内村民心里的失望可想而知。一起对比清军连续占领邻县之状，江阴却能孤城据守，绅民不免产生一种骄傲之情。季承禹弥补道，其时江阴人还作有其他诗篇，只不过由于“其文尚雅，其词过多不复回忆”（季承禹《澄江守城纪事》，见徐华根编《明末江阴守城纪事》）。反向推求季氏能够回忆这篇诗篇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其用词简略、直白与辛辣。这首诗篇又以多种变体，不断出现在康熙以降江阴文人编著的相关笔记中，如《江阴城守纪》《江上孤忠录》等。
江阴南菁书院原址“江城忠义”联
江阴人对邻县的嘲弄，或许还搀杂寻援未果、县际敌对等实际不满。在计六奇《明季南略》所收的难民口述中，江阴绅民曾在守城之初向靖江求救，“时借靖江沙兵二千，每人犒千钱，与清战，杀伤五百人，沙兵扬帆去。程璧有当，靖江沙兵败归，恨之，抢掠一空”（计六奇《明季南略》，见徐华根编《明末江阴守城纪事》）。可知江阴与邻县靖江非但协作抗清不成，反而导致两边互生怨怼，靖江沙兵败归后还抢掠了江阴巨贾在靖江的工业。是时居于江阴郊外的李寄在《天香阁漫笔》中记道，江阴人犒师时“有詈其无能而飨我牢脯者”，不满所请来的靖江沙兵未能有效地抵挡清军，两县兵民产生龃龉的原因已然有迹可循。关于此事，康乾时期成书的《江阴城守纪》进一步增添了靖江沙兵“酗酒赌博，人无斗志”的细节。（《江阴城守纪》，见徐华根编《明末江阴守城纪事》）
假如要了解江阴人在乙酉抗清中的情感、动机与行为，天然不能疏忽这种当地骄傲感。只是这一心情，无法脱离孤城抗清的特别情境，也很难引起异乡人的共识，甚至或许引发邻县人的不满。当乙酉抗清不再只是作为江阴的当地事情，而是进入异乡作者笔下甚至官方叙事之中时，此类标榜本地的骄傲心情便成为历代相关书写中改写的“细节”与消失的“异调”。
黄一农的研讨提示，民国初年河北玉田人赵焕亭在《明末痛史演义》一书中化用该歌时，或许是为了减轻江阴与周边区域的敌对，不只转换原文中“跪”“献”等刻薄的用词，并将挖苦目标改为间隔江阴较远的松江、绍兴与嘉定。（黄一农《官方与民间、史实与传说缝隙中的江阴之变（1645）》）
清季以降反清与抗战连续产生，不管宣扬语境以汉族仍是中华民族为本位，当地观念显着均无法与之相宜。这一趋势，能够取1937年澄锡当地报刊上的一则征兵启事为例：
江阴团管区司令部，处理江阴、靖江、无锡三县征兵事宜……查我澄、锡、靖三县，素称忠义之邦，各界志士抱同仇敌慨，有我无贼，恨无路请缨，难酬壮志者，定不乏人。（《江阴团管区司令部募志愿兵两营杀敌》，《锡报》1937年9月7日）
澄、锡、靖三县既组成一个军事单位，相关发动活动自当齐截。原归于江阴人的“忠义”之称，此刻也被及其前辈曾嘲弄的锡、靖二县，一道鼓振三县军民为国家效忠，自动外御敌寇。
江阴文庙“抗清三公”塑像
再将目光收归前史中的志士身上，江阴享此美誉，自有前辈为之挹入忠义的精血。咱们还在江阴文庙看到“抗清三公”塑像，分别是典史阎应元、陈明遇与训导冯厚敦。阎应元、陈明遇以卑秩御强敌，安排邑民据守孤城八十一日，在后世追怀中尤获赞誉。乾隆时期江阴为阎、陈二人立专祠留念，县令蔡澍在所勒石记中道“斯时之死节者，惟江阴县尉阎、陈二公，材最良、官最卑、忠最著”（蔡澍《阎陈二公祠记》，见徐华根编《明末江阴守城纪事》）。后世也常沿袭这一观念，例如今世史家顾诚便以为南明抗清叙事中相较于史可法，“更值得讴歌的是阎应元、陈明遇为首的江阴大众，在他们面前，史可法的官愈大、权愈重，就愈显示出其作为之藐小”（《南明史》）。
实践上，对乙酉抗清殉节诸人的点评相同暗伏异调的消失。查继佐在《鲁春秋》中以为江阴抗清由中书舍人戚勋及典史阎应元、训导冯厚敦等人安排，侧重表扬戚勋的忠烈业绩，详叙他劝说家眷一起殉节，自经前在墙壁上题写“皇明文华殿中书舍人阖门殉难戚勋之宅”等行为。书中关于阎应元在守城中的位置与效果则语焉不详，关于殉节的描绘也仅有“阎卒被执，不屈死”一语。（查继佐《鲁春秋》）待至乾隆年间清廷赞誉明代殉节官民，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中对“平生无大表见, 而大方丧命、矢死靡他者”赐以“忠烈”“忠节”“烈愍”“节愍”等通谥。江阴殉节诸人中阎应元获谥最高一等的“忠烈”，戚勋则获谥稍次一等的“烈愍”，两人在乙酉抗清中位置的易置仿佛可见（《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二、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掩卷思及忠邦亭内惟余“忠”“邦”的姚文田手迹砖刻，乙酉抗清赋予江阴的精力标志如同正系于此二字。查《辞源》《现代汉语词典》中“邦”兼具“当地”与“国家”二义。这一层字义上的交汇，暗合“忠义之邦”自清以降的内在变迁，由称誉一地官民的忠君勇毅，到鼓励公民忠于现代国家的腾跃。
（参加江阴查询的人员有戴海斌教师、周雨斐、王艺朝、邹子澄、牛澎涛、唐益丹、李娟、王守顶、郑西迅、陈文睿、董洪杉、伊楠。邹子澄、陈文睿与董洪杉对此文亦有奉献。）
唐益丹 伊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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